近段时间以来,医药反腐持续升级。截至8月12日,今年全国至少已有176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医药反腐风暴已席卷20省份,广受诟病的医药“带金销售”被推至舆论风口。广东200天查处41名医院领导,湘雅三院9名科室医务人员联名举报科室主任,网传“常州某医院医生朱某某被查,抄家1.5亿、20套房子、4000万现金、30斤黄金”等等。医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贪腐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可同时,大家对这种现象又觉得司空见惯,深恶痛绝,又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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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愤怒、无耐之外,我们更应反思存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该如何解决,把医院腐败由常态变成偶发。
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人都有七情六欲,有“真善美、贪嗔痴”,因此,出现少量贪污腐败,其实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是大面积贪腐,并且成为了一种常态,那可能是面对人的贪念方面的机制出现了缺失。
那该怎么办?笔者结合近二十年帮企业构建激励机制方面的经验体会,给大家分享几下点。
一、高薪养廉,违者严惩
我们讲的高薪不去抬扛,和某些医院院长、书记、主任的动辄成百上千万、上亿的贪腐相比,这个高薪是没法比的,毕竟人性使然,人心不足蛇吞象,针对这类腐败分子不是高薪能解决的,而必须用严刑重典。
而对大部分医生而言,要真实现高薪养廉,就必须给医生找到高薪的理由和价值点。医生最值钱的,最值得病人为之信任的非技术莫属。因此,可以根据医生的职称等级、做过的手术数量、服务的病人数量、临床工作经验等纬度,在薪酬结构 中设置技能工资,并且要占总薪酬的很大一部分,这个技能工资要确保医生的薪酬水平具有绝对的竞争力,也即确保是高薪,并向同事和病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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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隐性的红包变成显性的手术特殊津贴
病人家属给医生的红包是大家最诟病的一种腐败,但这种现象其实很难避免。对一些大的手术给医生红包,有些患者可能并不认为这是腐败,只是希望通过给医生红包换来一种心里的安慰,或者表达对医生的敬意。坦诚地讲,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给手术医生红包是个腐败的问题,这就象逢年过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一个道理,是对手术医生的一种认可和感恩。既然无法避免,也和腐败不能完全划等号,完全可以将是否送红包、送多少红包的事情交由患者去决定,并在阳光下运行。对不同的手术、不同的主刀医生,可以设置对应不同的手术特殊津贴,由患者在手术费里支付,谁做得手术,这份津贴就给到谁。将隐性的红包变成显性的手术特殊津贴,作为医生收入的一部分。
三、将药品、器械等医院物资采购价格全部公开化
物资采购是医院腐败的重灾区,并且贪腐金额惊人。解决这类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不为腐败分子明目张胆地腐败创造任何条件。一件事情,一旦留有私下自由裁量权,就是腐败的温床。比如,有些行政法法规规定,执法人员可以处具1-20万的罚款,这种情况执法者想不腐败都难,因这是赤裸裸地为腐败分子创造条件。因此,如果国家统一将采购的药品、器械明码标价,并公开在阳光下,腐败分子的寻租空间会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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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开接受群众监督,重奖举报者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加大对举报者的奖励,并且切断腐败分子和监督执法者的利益链条,相信能充挥发动群众监督的力量。现在很多人不愿举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重要的原因是奖励的诱惑还不够。如果规定一条,举报人可以根据贪污金额的一定比例来做奖励,腐败分子将立马陷入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中。
五、强化人才培养,减少对少数人的依赖
医院反腐进入到关键时刻,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说医院反腐要适可而止,否则把专家、科室主任全抓完了,都没人能做手术了。听起来好象很荒谬,但却反映出医院专业人才断档。
某些医生至所以能贪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技术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如果能消弱这种情况,医院的腐败相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但有句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360行其实都存在这种情况。如何能让师傅多带点徒弟呢?那就必须让师带徒获得的利益要超过其保持独特性贪腐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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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设立师带徒特别奖励基金,只要师傅把徒弟带出来了,就能获得奖励,进一步增强老人带新人的动力。民间很多行业拜师学艺都是交师傅拜师费的,并且要免费帮师傅干多少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
六、医院考核切忌以利益为导向,而应以服务为导向
绩效就是个指挥棒,大棒指到哪里,人的注意力就会聚焦在哪里,没有人会去关注你不考核的人和事。特别是国有医院,更是如此。当医院的绩效理念是以利益为导向,医生自然就会多做手术、开贵药,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腐败。相反,如果以服务为导向,以治疗效果、病人满意程度为考核点,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综上,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但好的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人性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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