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晋商股权智慧

晋商成为中国商帮翘楚，称雄商界500余年。《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实现了“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股权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又主要体现于身股制。

      乔致庸有一特别优秀特别有能力的员工马荀，钱庄80%的业务都是经他手办成的。有一天马荀突然提出辞职。乔致庸很不理解，师爷解惑：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以身为股占的是身股，掌柜的不愿意辞号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薪金比伙计多十几倍、几十倍；二更重要的是到了分红的账期，掌柜能跟东家一起分红利。乔致庸反思后，力排众议修改号规。新号规中规定，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身股，身股由一厘起，每年按劳绩由东家和掌柜来决定是否添加。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身股，银股，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事情了，它们是以前“掌柜”时代的事。

    银股也称财力股，银股基本上是出资才能享有的，晋商中的银股等同于现在的工商注册意义上的股份。

     身股，又称顶身股，这个概念起源于晋商，是晋商在股份制中一个独特的创造。给不出资的优秀员工一定的身股，让其参与经营、管理和分红。因为身股实际上并不出资金，而是凭自己的劳动，因此，有的地方也称其为劳力股。身股则纯粹是收益股份。身股的形式现在也常被应用于企业员工的激励中，又称为分红股。

     乔致庸对掌柜们说:“不管是一国一家还是一店，要想兴旺，就得有人手，人手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他把人才视为根本，“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 

     乔致庸在晋商里开了伙计顶身股的先例，打破了东家、掌柜和伙计的身份界线，把伙计也变成了东家，使伙计在内心里就和掌柜的甚至和东家平起平坐了(类似国企干部人事、劳动用工、工资分配的三项制度改革时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线)。

     当然并非所有的员工都能顶身股，只有达到规定的工作年限和工作业绩的员工才有资格。如复字号号规就明确规定“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身股”。身股的份额计入“万金账”（股本账），作为红利分配的依据。 

     一定的工作年限是享有身股的前提，而其数量主要取决于工作业绩。员工顶上身股后，身份和地位也随之改变。

     人员级别不同，所顶股数也就不同：大掌柜（总经理）一般可顶一股（即10厘），二掌柜、三掌柜（副总、总经理助理）可顶七八厘，伙计大多可顶一至四厘。每逢账期（一般为4年）可增加一二厘，且份额的增加根据业绩或贡献大小来决定提升的幅度。如果业绩不佳，份额不变甚至减少份额。

     身股制等级层次分明、体系完整，从1厘至10厘共有19个等级，这对于已有身股和没有身股的员工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员工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无不努力工作。

     随着身股比例的增长，顶身股的员工越来越多，每个员工所顶的份额也越来越多，因此员工个人利益与票号整体利益的关系就更加紧密。 

     身股与银股同股同分红，即身股分红和银股分红，在同一个利润盘子里分配，伙计个人身股分红=个人拥有身股数/（所有银股数+所有身股数）*可分利润。

     以乔家大德通票号为例，从1889年到1908年20年间，虽然银股的比例变小了，但由于整个蛋糕做大了，东家最终分得利润还是大大增加了。1889年大德通票号盈利约2.5万两白银，每股分红约850两，银股和身股(20比9.7)分别分得1.7万两和0.8万两；1908年盈利达到74万两，每股分红约1.7万两，此时银股和身股(20比23.95)分得红利分别为34万两和40万两。虽然红利的一半以上分给了员工，但东家所分红利是20年前的20倍。

     身股代表的是活劳动资本，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因此顶身股者离职或死亡后其股份随之终止。

    对于有严重过错的，其获得的身股取消。

    例如顾大掌柜因私自用人、贪污公款等违反店规的行为，被乔东家辞退；同时其享受的身股也被取消，一时镇慑各分号掌柜。

     对于在乔家工作满30年、没有重大过错的大掌柜，乔家保留其身股，养一辈子，直至其过世。

    这样的长期激励和保障机制，使得掌柜与伙计为商号殚精竭虑，创造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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